自1991年1月前外交部长钱其 琛访问非洲4国以来，中国外长每年年初的首次出访选择非洲大体已成惯例延续至今。最近几年来，随着经济触角的全球蔓延，中国在更广阔空间的外交部署也渐成气候，在向东盟和欧亚大陆延伸影响的同时，也把目光瞄向了非洲。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的两天，正值北京大风降温的天气，裹挟着寒意突然来袭的北风让北京市民一时还无法习惯，更是冻坏了习惯了炎热天气的非洲朋友。但是气温的下降没有影响他们的情绪，面对中国记者，个个翘起大拇指直夸北京“Beautiful”。11月5日，北京峰会落幕之后，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第一个乘飞机离京返国，接着来自非洲48个国家的代表团陆续离开北京。短短的几天北京之行，非洲朋友带回去的是来自中国的大礼，难怪心情开朗。
大国的自信
北京并不乏举办大型国际性活动的经验，但这一次中非峰会与众不同，非洲朋友还没到来，北京人就感到了不一样的气氛。北京东部、尤其是各国代表团途经和下榻的位置，都悬挂了大红灯笼和带有非洲气息的宣传物，天安门广场也继国庆之后再次为此次会议布置了花坛，交通管制也格外严格，有媒体认为这是为2008年奥运会的组织工作在进行演练。
相较于今年6月上海举办的以俄语国家为主的上合组织5周年峰会，这次的北京峰会更具有“小联合国”气象——35国的元首，6个总理，1个副总统，1个副元首级的经社理事会主席，5个部长级的代表团团长，带着一干黑的、白的、高的、矮的代表团成员，操着源自欧洲又分殊甚大的各色语言，纷至沓来，给五朝故都北京的安保、食宿、翻译、出行等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此会乃是建国57年来中国主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际活动，诚不虚也。
中非峰会喻指中非人民大团结的象征意义固然生猛，落实中非合作的实质性内容也不遑多让。核心的利益早经盘算好，并且经国家主席胡锦 涛在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峰会上对外承诺过，那就是“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盖因经济利益一线牵。如果不再费笔墨列举那8项援非举措，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今后3年内中国将向非洲国家提供总计1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出口买方信贷和发展基金，并在农业、医院等方面为非洲培训人才、派遣专家，兼提供少量抗疟疾的无偿援款。
值得一提的倒是中国对援非立场的重申，虽然没有完全继承毛泽 东时代的慷慨，却把“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标榜举得更高。兴许，这可以平息那些认为中国小气的国家的腹诽。
借鉴达沃斯、博鳌等论坛开创的政商两界对话经验，论坛同时举行了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有过走访非洲多国经历、知晓非洲企业胃口的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在会上说，尽管中国能力有限，但中国还是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会场外，媒体早已把以“要面对旭日升起的东方而背对夕阳落下的西方”一语闻名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一句老话搬了过来，重新炒作一番，那话是针对新殖民主义说的，“中国向非洲开放自己，带着援助而来。我们除了帝国主义锁链，没什么别的可失去”。
峰会闭幕后，照例由两个论坛主办方——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外加下届论坛主办方埃及，3方共同宣读了一纸宣言，还以全体鼓掌的方式通过了一项3年期的“北京行动计划”，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只待3年后重聚时检验。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李保平教授作为学界代表应邀参加了峰会的开幕式和当晚的文艺演出，他对本刊记者谈到与会的感受时说：“大国的自信！在为中国对非洲对世界的贡献感到骄傲的同时，我也感受到责任，甚至有一些担心。‘内聚实力、外塑形象’这句话说得好，没有强大的国力，国家的形象、信誉就难以为继。”
重返非洲的起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室主任徐伟忠说，中非关系的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是第一个阶段，主轴是政治合作，同时中国给予非洲很多无偿的经济援助；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到2000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非洲国家也进行了部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主轴变为经济上互利合作；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至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即所谓“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成型的阶段。
中国学界多根据本国的视角因袭这一“3阶段论”，此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冷战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因此并不完善，但它至少揭示了一点，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十几年间，非洲在中国国政视野里是日益淡出和模糊了——“睦邻外交”和“大国外交”才是急于获得稳定地缘政治环境和融入国际社会主流的领导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但这个趋势进入1990年代后即得以扭转，自1991年1月前外交部长钱其 琛访问非洲4国以来，中国外长每年年初的首次出访选择非洲大体已成惯例延续至今。1996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 民访非时提出了构筑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的5点建议——“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团结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这与胡锦 涛在2004年2月和2006年4月访非时提出的倡议以及2006年初北京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的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中非合作论坛3次成功举办，将这种合作关系推向了高潮。
如果说要为中国政经势力重返非洲设置一个起点的话，那“3阶段论”就不够对付了，因为1978年固然处在中国从非洲回撤的当口，而另一个分水岭2000年所发生的大事，无论是中国申奥、阿 扁上台，还是首届中非合作论坛召开，都不具备非洲对于中国首度重现价值的足够解释力。如果单挑一个年份，如1989年，尽管从该年底开始，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外交封锁，中国领导人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朱基副总理、江泽 民主席接连出访非洲，但这一权宜之策还上升不到战略的高度；而1996年江泽 民访问肯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马里、纳米比亚、津巴布韦6国，已经是90年代的最高潮，即便作为新世纪重返非洲新浪潮的起点也略嫌委屈和时间上脱节。所以综合权量，不妨取其中间的1992~1993年，这一时期伴随1992年春邓公南巡讲话，国内开始涌动第二次改革开放的热潮，拉动基建的效果在当年年底就开始显现。从1993年开始，中国自产的资源就不再能满足需要，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也就有了向非洲开拓进取的需要和动力。这一渴求在2005年宏观调控年变得相当迫切，于是有了2006年中国领导人集中出访非洲的情形。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黄泽全早前向媒体披露说，2005年胡锦 涛与温家 宝曾批示要好好研究非洲当前新形势，制定中国对非的中长期战略政策。当年9月7日，外交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当时有5名驻非大使以及两名非洲问题专家参会，大家提了一些建议，第一条就是建议要加强一次中方领导人对非洲的访问，“因为从1983年到现在没有领导人集中地访问非洲，所以向中央建议最好是胡锦 涛总书记，至少一次性访问10个国家，还要专门去，不是顺访”。随后在9月20日外交部召开的非洲工作座谈会上，胡锦 涛主席和温家 宝总理都表示要到非洲去，而且都要到穷国家去，“后来锦涛同志3个，家宝同志7个，加起来10个，这是今年集中访问非洲的原因”。
中非新型关系
最近几年来，随着经济触角的全球蔓延，中国在更广阔空间的外交部署也渐成气候，在向东盟和欧亚大陆延伸影响的同时，也把目光瞄向了非洲。但这新的一波“非洲热”规模上远超既往，性质上也有了微妙的变化。在北京工作了近10年的埃塞俄比亚商人塞缪尔·阿哈杜的看法很有代表性：毛泽 东时代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而现今的中非合作则更实际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自身极为困难的情况，为支援非洲国家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和经济建设不遗余力，毛泽 东也成了非洲人心目中反抗压迫的精神领袖。毛主 席在北京接见非洲客人时被黑人崇拜者簇拥着的照片，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回忆。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会长、中国前驻纳米比亚、肯尼亚大使安永玉对本刊记者说，他不赞同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洲是完全无私奉献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得到的回馈（要比付出）多得多”。当然，“回馈”主要指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投票中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76票中的超过1/3来自非洲。
中国在经过了1980年代“调整援外政策”之后重返非洲，背后是国家利益诉求和发展阶段的转变，即中国完成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原始积累”到21世纪和平崛起的重大跨越。而这一阶段的非洲大陆，除了索马里和苏丹的部分地区还处于军阀混战的动乱状况外，也已经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非洲蕴藏的巨大能源需要开发，也需要市场，这与中国一拍即合。幅员3029万平方公里的非洲大陆森林覆盖率为21%，17种金属的储藏量居世界第一，探明石油储量达7亿桶，仅次于中东，日产原油4.67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12％。目前中国进口石油的30％左右来自非洲，而且还直接在尼日利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从事原油开采。2006年1月，中海油就以22.6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尼日利亚130号海上石油开采许可证所持有的45%的权益。
非洲潜在的商品市场也为频遭欧美反倾销打击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出口空间。2000年中非贸易额仅为100亿美元左右，其后连续几年保持40%左右的增幅，今年将铁定超过400亿美元。根据温总理在峰会期间提出的目标，到2010年，中非贸易额将破千亿美元。今年5月，中国还在尼日利亚的经济首都拉各斯建立了第一个海外自由贸易区。另外还要看到，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只占对外投资总额的一小部分，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572亿美元，其中对非投资总额为15.95亿美元，不到3%。中非经贸与投资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李保平教授对“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这样解读的：“‘新型’，是因应中国国力的明显增强、非洲努力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等客观环境而与时俱进，提出的符合历史潮流和时代特点的重大方略。‘战略’，指的是全方位的合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方面；还指的是长时期的大政方略，不会因一时一地的偶发事件而发生逆转。‘伙伴关系’，指的是彼此尊重和信任，是兄弟和伙伴国关系，不是竞争对手，更不是敌人。”
从慷慨援助到互有所求，中国对非洲政策目标的调整一度引起一种说法，即非洲国家认为“中国的友谊贬值了”。但这种说法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合作不但给非洲带去了发展的机会，也带来了尊严感。埃塞俄比亚商人塞缪尔·阿哈杜就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中国也不例外，非洲人不愿意一直只做一个接受者，跟中国做生意让非洲人觉得“我们也有东西可以给予”。非洲人必须先努力，先开始做事情，这样中国来援助，才知道援助什么。
学界也有这种声音，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非洲问题专家莫罗·洛伦佐说：“非洲能从中国得到的最大利益是一种认知的变化。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非洲国家可以向这个世界贡献些什么，而不是要从外部世界得到什么了。这说明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已经将这一地区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都提高了，这是一件好事。”
在非洲的影响力
2005年夏，记者在伦敦访问了两个月，其间访问了一些非政府组织。面对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访客，他们大谈中国的投资和能源开采给非洲带去的问题，指责中国的介入加剧了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等等。但记者经历的一件小事足以作为对此的回应：初到伦敦的次日，记者步行前往大英博物馆，在街上向一名黑人老者问路，他恰巧是一个在伦敦工作过多年的苏丹人，在确认记者来自中国后，他竖起了大拇指说：“我们是好朋友。”
这可以说较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在非洲普通人心中的位置。埃塞俄比亚人塞缪尔·阿哈杜说，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大体上是好的”，他认为，苏丹的问题不应该归咎于他人，要怪也只能怪苏丹政府。
中国之所以能在非洲赢得一个良好的形象，是因为中国的姿态使然。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董事会副主席、总统的胞弟莫莱茨·姆贝基对《纽约时报》说，中国侧重商业互利关系、市场公平原则，完全摒弃意识形态的做法，为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模式。他说：“他们（中国）并非第一个抵达非洲的外来强权，但是他们可能是第一个不自以为是地自命为赞助人、导师或征服者的强权。在这个意义上，双方产生了共鸣。”
非洲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一度受制于西方附带要求改革政治制度、政府治理结构等条件的贷款和援助，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不涉及政治领域，不谋求在政治制度和政策制定上的影响力。退一步讲，如果说政治影响力与经济的影响力成正比的话，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额度和贸易量都赶不上几个西方大国，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都要超过中国。但这不表示中非之间没有政治上的合作，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抵制来自西方的压力时，非洲需要中国的帮助；而中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需要非洲支持时，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又发挥得淋漓尽致，远到重返联合国，近到对抗台 独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中国都得到了来自非洲的鼎力协作。
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是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对饱受磨难的非洲国家而言，中国的成功不仅预示着财富，而且带来了希望。尼日利亚学者费米·阿科莫莱非在英国的《新非洲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总结了非洲的教训：“非洲遭受了双重打击。首先，IMF和世界银行开出的药方全面地破坏了非洲的经济；其次，非洲人因为经济上的无所作为而备受指责。当那些在非洲捞得盆满钵满的西方顾问心满意足地去银行提钱时，非洲人却不得不收拾残局：基础设施崩溃、教育和医疗保健体系体无完肤、人民忍饥挨饿。更令人悲哀的是，西方媒体继续对非洲冷嘲热讽，就好像西方‘专家’与他们在这块大陆上造成的局面毫无关联似的。”他从中国的发展路径上看到了曙光：“非洲可以从中国这个新经济巨头身上学到很多经验，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相信万事皆有可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的经济表现都是一个奇迹，它展示出一个拥有自信、决心和远见的民族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记者问塞缪尔·阿哈杜，中国有什么东西是最值得非洲学习的，他提了两点：第一，中国人勤劳，工作努力，他们也休闲，但工作起来就真的工作，所以建设搞得很快；第二，中国人爱他们的国家，不仅是为自己工作，也是为国家在工作。
不和谐音
中非关系正常发展的过程中，也伴有一些不和谐的音调。首先就是所谓的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指责，西方媒体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不久前，英国《金融时报》就在《回声报》的报道的基础上，将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的话改头换面，把这个重量级人物打扮成专给中国对非政策挑刺的批评者。这个影响力巨大的媒体的曲解引起了沃尔福威茨的注意，并给该报编辑写了信，澄清他并没有将中国单独挑出来批评，而且声明，“过去25年，中国有3亿多人摆脱了贫困。中国人以聪明才智和务实态度，开辟了一条道路，为撒哈拉以南仍在努力寻找脱贫之路的6亿非洲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看得出来，中国政府对“新殖民主义”的指责极为重视，在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前的10月23日，国务委员唐家璇就通过接受新华社专访的形式，说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非关系现状”。11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说，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核心是，谁在批评中国，谁在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殖民主义。没有非洲政府和非洲人民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曾经受过殖民主义奴役的非洲人民、中国人民最清楚什么是殖民主义。论坛举行期间，外交部长李肇星与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埃塞俄比亚外长塞尤姆·梅斯芬和下届论坛主办国埃及外长盖特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盖特在回答提问时说：“在非洲完全没有中国的殖民主义，在这50年中，甚至在未来的500年中，我们都会保持这种和平、友好的关系，而绝不是殖民主义关系。”
“新殖民主义”作为“中国威胁论”的变种，是西方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嫉妒而抛出的，既然它并非来自非洲，那么就不会实质性地影响中非关系的发展，不必过于忧虑。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在非洲真实存在的一部分非洲人对中国的偏见，塞缪尔·阿哈杜所言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大体上是好的”，隐含的意思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形象也有不好的一面。
在北京工作的南非小伙子金玉米（姓氏Goldkorn的中文意译）告诉记者，包括他的家乡约翰内斯堡在内的一些非洲地区时而会出现针对中国人的抗议活动，因为中国人工作勤奋，吃苦耐劳，一旦有中国商人进入的地方，当地的商贩就会有一大批被挤垮，利益受损者自然就会产生对中国人的抗拒心理。另外他还指出，非洲一些国家的腐败现象很严重，如中国从安哥拉进口大量石油，但由于腐败，大量资金不知流向何处，普通的安哥拉人根本感受不到与中国进行能源贸易的好处。一边是无法从与中国的大宗贸易中受益，一边是在与中国人的日常商业竞争中受挫，在一些人身上出现反感中国的情绪便是自然的了。这个问题的产生虽错不在中国，但需要予以足够的重视，以免扩大到影响全局的程度。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