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安特生绝非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倘若没有这位远道而来的瑞典老头儿，周口店“北京人”的发现恐怕要推迟很多年，中国近代考古史也将因此失色不少。那么，瑞典人安特生怎么会来到遥远的古老中国呢？他在中国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这一切，要从92年前说起。

初入中国

     那是1914年的春天，这个春天对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安特生教授来说，无疑是一个再美好不过的季节。正是在这个春天的某个清晨，安特生怀揣中国政府的聘请书，以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国探险考察之旅。

     那是1914年4月的一个上午，中国的西部阳光灿烂，春风拂面。安特生乘一叶小舟在淡淡的晨雾和暖融融的阳光中，顺着暗蓝色的塔里木河缓缓划行，飘然而下。整个航行途中，安特生总是迎着太阳，独坐船头，从顺水漂行的木船上观赏着两岸的景色。当然，在尽情欣赏塔里木河两岸风光的同时，安特生并没有忘记认真阅读刚刚出版便轰动了整个欧洲的考古巨著--《丝绸之路》 (The Silk Road)。读着这本书，安特生心中如塔里木河水一般悠悠荡起的，是对神秘中国的连连感叹和对自己姗姗来迟的遗憾。

     这一年，安特生刚满40岁。13年前的这个时候，即1901年春，他曾以瑞典南极考察团团长的身份，亲自率团奔赴南极。而与安特生同处一个国度、同研究一个领域的地质学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却悄悄踏上了远东的中国大陆。南极之行虽然在安特生的人生履历中增添了颇有传奇色彩的一笔，但研究成果乏善可陈；而斯文?赫定这边却是硕果累累，他的这次罗布泊之行，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遗忘了千余年的灿烂文明--楼兰古城。

     从南极返回瑞典的安特生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反思后，很快便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并加速了与远东各国科学界的联系。由于当时的瑞典被中国认为是“西方几个没有帝国野心的国家之一”，所以北洋政府根据地质调查所（隶属于农商部）负责人丁文江先生的建议，决定聘请安特生前来中国任职，并通过有关部门向安特生本人发去了正式的聘书。安特生终于踏上了梦想多年的远东之旅。

发现“北京人”

     1914年（民国三年）5月16日，安特生结束了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的艰难考察后，顺利抵达北京。第二天，他便踌躇满志地前往中国农商部赴任。

     安特生上任的第一年，就发现了一处大型铁矿。他因此受到了袁世凯的接见，并顺利得到中国政府的续聘。

     在1918年2月的一天，安特生偶然遇见了在北京任教的著名化学家麦雷?吉布。后者向安特生出示了一些包在红色黏土中的碎骨片，说是刚从周口店附近一个名叫鸡骨山的地方采到的，并提及有类似堆积物的石灰岩洞穴在周口店一带极多。这件事引起了安特生的极大兴趣。1918年3月，安特生骑着毛驴，日夜兼程来到周口店。安特生来到鸡骨山的时候，含化石的堆积物的围岩已经剥落殆尽，变成了一座孤立的古塔似的山体。安特生在此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找到两个种的嚼齿类和一个种的食肉类动物化石。嚼齿类的数量很多。当地老乡并不认识动物骨骼化石，误认作鸡骨，因此这座小山得名“鸡骨山”。

     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了中国，当时，他打算与安特生合作3年，在中国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师丹斯基到了北京以后，安特生安排他先去周口店发掘鸡骨山。这样，这位奥地利人的名字也与周口店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就在这次考察中，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他认为，凭借它们那锋利的刃口，用来切兽肉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它们会不会被我们人类的老祖宗用过呢？安特生轻轻地叩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着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1921和1923年的试掘，没有立即达到安特生的预期目的--寻找人类远古祖先的遗骸。然而，其实他已经与“北京人”近在咫尺了。1921年，他们已经发现了一枚“可疑”的牙齿,可惜师丹斯基认为这颗牙齿是类人猿的,不属于人类。直到1926年夏天,当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所整理标本时,又从周口店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牙之后，那枚“可疑”的牙齿也随之得到了确认--那是一枚人牙。

     1926年10月22日，在瑞典王子访华的欢迎大会上，安特生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尽管当时还有很多的分歧，但这消息不失为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因为当时，不仅在中国，即便在亚洲大陆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这样古老的人类化石。因此，安特生可以说是“北京人”的发现者，是他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的序幕。

仰韶文化之父

     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 1920年深秋，安特生把助手刘长山派往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带回数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的石器。这些石器均购自一个地点--仰韶村。他对刘长山带回的这些石斧十分重视，他觉得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

     1921年秋，安特生计划发掘潜力看起来最大的仰韶遗址。他给农商部部长写信，报告仰韶的发现，并且建议，鉴于中国没有保护史前遗址和文物的法律，请允许他购买土地以便保护和发掘该遗址，但后者并没能成为现实。

     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得到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河南省政府和渑池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发掘仰韶遗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且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这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了不起的开始，这一发现是革命性的：安特生证明了在今日中国这个地方确有史前史的存在。在中原腹地这块地方，数千年之前即有类似“蛮夷”的人类生存，但是中国古代文献却了无记录。鲜为人知的史前史的发现，向正统的中国历史叙述提出了挑战：这些彩陶是什么人制作的?中国是何时、在什么地方又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答案就埋在地下，而不在古书里。

没有安特生，仰韶文化也许至今还是一个深埋地下的谜团。

从学者回归到学者

     是丁文江发现了安特生，并给予了他施展抱负的机会。事实证明安特生对中国的回报物超所值，他使得中国的传统史学家意识到考古是了解中国古史的必由之路，尤其是田野考古。“伟大的发现，了不起的学者”--对安特生的崇高赞誉，正是同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

     按照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最初协议，1924年12月30日，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王太子等人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位所长，提出中国和瑞典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

     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征得中国当局同意后，复信同意关于平分安特生收藏的办法，并要求有关研究资料只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系列中。虽然只是“平分”，但与此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强盗式的考古发掘相比较，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

     1926-1928年，安特生致力于瑞典东方博物馆的筹建以及文物退还的准备工作。文物退还共分7次，1927年开始有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后一次送至南京。令人感慨的是，这些被退还的珍贵文物，后来都丢失了，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安特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帮凶”的身份逐渐被“拨乱反正”。在1985年召开的发现仰韶文化65周年纪念大会上，安特生的学术贡献重新得到高度评价。此后，很多展览中，外国人的名字开始被提及，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发掘历史中就明确了安特生最初来到周口店试发掘的经历并肯定其意义。

从此,安特生又恢复了学者的身份。

（摘自《看天下》宁娟、王海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