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各自在床上躺着，都不能动，雇来的女孩儿望着她那张蜡黄的脸显露出难以掩饰的恐怖。
她醒了，侧过脸来看我，问我疼不疼。我说疼。又问她，她说现在还不觉得疼，过一会儿可能就吃不住劲儿了。她说她要真疼起来叫我别害怕，她不愿意吓着我。

　　她的疼痛发作是在半夜，凭她脸上细密的冷汗，凭她那张抽搐得变了形的脸，我相信那疼是无法忍耐的，远比我的疼要残酷千百倍。但是她忍着，那压抑的呻吟比高声的呼喊更让人揪心，更让人的神经受不了。我恳求医生再给她用药，医生说已经用到极量了，这病的结局就是如此。可惜，安乐死的做法还没有被法律所通过……

　　医院的伙食不好，我的一日三餐均有朋友来送，她只是静静地躺着，吃与不吃对她不再重要。朋友送来的饭花样频频变换，每回吃饭我都觉得不自在，在滴水不进的她面前进食，对她必定是个不小的刺激。她见我将饭菜遮遮掩掩的，就说：「甭这样儿，我愿意看你吃，就跟我自己吃一样。」后来她就跟我谈吃，谈她的烹任经验，从辣椒蒜酱的制作比例到腌鸭蛋的快速出油办法，从酱肉卤汤的制作比例到滑肉片的温度……我不能想象，一个将永远告别咸鸭蛋蒜辣酱的家庭主妇，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情把这一切介绍给另一个女人的，绝望、依恋，又充满着自豪与自信，总之很复杂。

　　我在迅速痊愈，可以下床了。她的病情在急剧恶化，大部分时间已处于昏迷中、一天也难跟我说一句话。小女孩已辞去不干，街道上来过两回人，也是看看就走，可以想象，健康时她也是个孤寂的人，没有亲朋好友。

　　这天，原本要将她挪到抢救室去，以在那间单独的小房里走完她生命的最后路程。早晨的时候，病区里一阵忙乱，说是接到电话，由西安飞往广州的飞机坠落在长安县，让各大医院外科做好一切准备，积极投入抢救工作。这样一来，准备搬往抢救室的她就留下来了。医生说，她的病拖不过凌晨两点。我奇怪医生竟能将人的生命算得如此精确。他说我要是紧张害怕他们可以给我服镇静剂，让我睡觉。我说我不介意，我也是学医出身，能伴着她走到终点也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

　　因为有了「两点钟」那样的预测，我对她的观察就格外仔细。整整一天，她除了呼吸有些急促外均处于半昏迷状态，连动也不动，点滴和氧气也都很正常。晚上十点，我临睡前伏下身去看她，出乎意料，她正睁着眼看着窗外。窗外下着小雨，淅淅沥沥，路灯在雨中显得昏黄黯淡。望着溅起水花的泥□路面，我想，她真的要在这样的天气里上路吗？我走过去，握住了一种皮包着骨头，尚可被称为「手」的东西。许是感到了温热，她把目光转向了我，那双深陷的无光的眼竟然有了些许湿润，我想我必须说点什么，就问她是不是很难受。她摇摇头，清晰地吐出一个字：不。虽然已不能动，但她的精神似乎出奇地好，思维也似乎空前地活跃。她说她正在想下辈子变成什么，她的声音很轻，语句也不够连贯，可意思却表达得很明白。我说当然变人，人好。她又摇头，许久才梦呓般地说：变风。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变风，弥留之际，有些想法常人是难以理解的。最后她很吃力地表达了她的一个请求，即在她临行之时我能在她身边，就像现在这样，拉住她的手，不要松开。我知道在人世上她已没有亲人。孤独的生存也预示着孤独的死亡，所以她害怕……我当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又说她不会死。我甚至对那位医生的不祥推断产生了怀疑，谁见过头脑如此清醒的癌症濒死之人。

　　一阵凉风吹来，我打了喷嚏，周身有些发紧，我跟护士要了两粒康泰克。护士来的时候顺便看了看她，我问情况怎么样，护士说一切正常，今晚不会有事了。我吃过药，躺下，看表，一点四十五分。

　　靠康泰克的药力，这一觉睡到上午9点才醒，看她的床已经空了，洁白的床单和平整的枕头摞成了我初进院时的模样，那些看惯了的吊瓶、氧气筒之类也没有了。我问护士，她呢？护士说走了。我问几点，说是两点。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护士笑着说，你睡得真死，昨夜里那么闹腾，你连眼也没睁。我坐在床上想了许久，也难过了许久。她请求我守在她的身边，她请我拉住她的手，以带走人间最后一点温情，也算是她孤寂人生的最终亮色，算是她在另一个世界回想当初，对人的信赖和依托。然而我却如此掉以轻心，如此言而无信，使她带着永远的遗憾、伤心和失望走了。为人一场，临终还受到我的欺骗，难怪她来世宁愿为风。 

（摘自《意林》文／叶广芩 ）